本质与虚无空地上的纯我之舞

人天生具有形而上学的倾向，对于意义世界的不断呼告，承载着人超越的彼岸追求，超脱的人格自由和超拔的精神气度。因此人得以分异于动物，成为宇宙的精华，万物的灵长。作为终极价值依托的意义内化为人的属性，成为人维系生存，性命攸关的根基。
在西方，自柏拉图引出“理念论”的意义向度后，便展开了本质和虚无相互碰撞的激荡图景。理念朝上升腾藉以耶路撒冷之翅膀直至驶入天国，由此确立起了关于上帝的绝对信仰，成为人精神内核的终极依靠。理念向下坠落依托于雅典之气质直至重返人间，从而开启了认识论的转向，把人的理性弘扬至绝对高度。以至于怀特海不无夸张地说道：“整个西方的文明史，不过只是柏拉图的注脚。”
然而，人却并未因此而真正得到拯救。以上帝为信仰的本质主义路线走向极端后，带来的是洒满血泪的灾难史。上帝的权威吞没人的意志，将人现世的幸福统统抹去。道成肉身，真理杀人，此岸世界完全沦为了彼岸世界的献祭。
多少世纪过去了，十字军东征屠刀下的生灵们仍在幽幽地哭泣，火刑架上的痛苦与扭曲记忆依旧控诉着天堂的野蛮。
当中世纪退出历史舞台，带走最后一丝黑暗时，理性战胜了幽昧的信仰天国，人的尺度得以重新确立，启蒙之光洒满大地，再无神秘未知角落的容身之处。直到尼采向人们透露出“上帝死了”的讯息。价值理性沉入深渊，工具理性继起，盲目的乐观主义弥漫人间。上帝已死，诸神逃遁，连形上王座都被砸得粉碎。
伴随着响彻天际的轰鸣声，人被抛置进冰冷的工业世界，任由亲手创造的机器对其进行残酷的屠戮，一遍遍绝望地哀号。人类妄图摆脱本质主义，却又一头扎进虚无主义的深渊。两次世界大战的烟云还飘荡在天空久久不愿散去，集中营里仍响彻着夜夜不休的哭声，广岛长崎恍若白昼的光芒灼伤了大地。阿多诺说，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是野蛮的。
在本质与虚无的两级震荡中，人被无情地撕扯着。在失去了彼岸世界的意义支撑后，茫然无依地漂泊于大地上，没有鲜花，没有温暖，忍受着断裂的疼痛，遁入暗夜之深。上帝退场，意义悬缺，没有了根基后，人所有的行动不过只是苍白无聊的游戏，我们生活的世界只剩下无穷无尽的荒谬。
可是，这样的生活值得一过吗？加缪曾说过：“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：自杀。”人，被一次次逼入精神生理双重自杀的绝境。
反观中国，自春秋战国士大夫阶层兴起后，即开出了“正心诚意格物致知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内圣外王之道，确立起了道德本体指向，人的所有价值尺度首先被安插落实于自我道德修养，继而从内向外担当天下，以个体为依托的道德理念成为绝对基础不可撼动，正所谓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仁以为己任，任重而道远。”这一稳固的价值走向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历史，直到“五四”后西方文明大规模介入才遭到怀疑和摧毁，先前的价值信仰彻底崩塌。现在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西方的困境，甚至更为严重，尤其是在现代化浪潮凶猛袭来之时。
在这种困境下，作为每一个微小的个体，我们该如何生存？当社会已经无力提供给我们坚实的价值基础和信仰走向的时候，我们又该从哪里获取生的意义，拾取生的希望？难道只能默默认可甚至践行自杀的事实？
不！我们应该拒绝自杀。
寄取于已成意义是怠惰的表现，是疯狂的肇始，是无力面对自己的懦弱行径。意义永远以一种敞开的姿态向我们走来，一个被设定的永恒意义是阉割世界的屠刀，是本质主义罪恶的渊薮。
那因意义而生成，看似辉煌的人类文明实则已经积重难返，我们生活的世界处处被理性的狡计所淹没，充满了功利的算计、冷漠以及暴力，又同时背负着被扭曲的信仰，不自觉地参与着“合法”的屠杀。我们太过于依赖文明，全然沦为了文明的奴隶，任由纯然的“自我”被文明活生生地夺走，却浑然不察，甚至在丢失了文明捏造的一切后，还要伸手向文明卑微地索要意义。
我们记取了太多历史的负担，被包裹在文明的层层矫饰之下，这矫饰太久了，以至于当文明走入歧途，彰显了巨大的毁灭力量从而自动揭开后，我们的身体鲜血淋淋，痛不欲生。
意义的大地上本没有所谓的本质与虚无之分，只是因为我们让渡出了纯然的自我，从而纵容了灾难的发生。因为意义，我们超逾动物，睥睨一切，因为意义，我们盲目自信，走向疯狂。我们用太多的力量承接了文明之重，却未曾担当过自我之轻。本真的意义来源于每一个智慧的个体，剥离开所有文明的印记，回到最原初的状态和质点。从那里，它不断地涌现着、生成着、抽绎着、丰富着可能的世界，创造着生机盎然的未来。它绵绵不绝，因为常新而得以常存，因而永不缺席。
在那弃绝了文明的空旷处，在那弃绝了本质与虚无的空地上，“纯我”翩然起舞，诸神归位，春天的气息复归大地。人，为自己立法。

08新闻2班 刘婵